疫情至今，我们对疫情预警预测和主动干预的需求空前上升，这也引发大众对城市公共健康服务的重新检视，城市公共卫生建设正在迎来一场“大考”。

对此，新京报记者连线多位专家学者，就疫情下的城市公共健康服务展开讨论。

访谈嘉宾（排名按姓氏拼音排序）：

邓矜婷（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法学院副教授）

杨东（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院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赵忠（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劳动人事学院教授）

左美云（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老年学与老年医学学会智慧医养分会会长）

提高信息触达能力，消除大众恐慌心理

新京报：您认为如何利用技术手段，提供传染警示信息？

杨东：我们的疫情预警体系在本次疫情中，暴露了信息传递失灵与专业介入无效两个问题。

信息传递失灵是指自下而上的信息汇集和传递机制“失灵”。在突发性强、扩散范围广的重大事件面前，有效信息无法实现从地方到高层的高效传递。

专业介入无效是指缺乏专业信息进入决策的参考机制，导致有效信息的汲取、归集能力不足、预警机制失灵、专业介入无门问题突出。

因此，提高信息触达的能力，并构建以区块链引入、以“可信数据输入系统”“Gossip传播协议”“数字验证机制”为核心的双向信息沟通机制，进而避免总书记提醒全党注意的的防止公信力缺失的“塔西佗陷阱”。

赵忠：利用技术手段提供精准的传染警示信息，既能帮助大众做好防护措施，又可以消除大众的恐慌心理。

例如，公布定点医院位置和收治的病例信息、检测定点医院下风口的空气质量、对有过与确诊病例密切接触的居家隔离者、政府采购配发可穿戴设备、及时追踪居家隔离者的主要健康指标等，都可有力消除居民的恐慌。

左美云：目前，多数地区都在披露确诊病例的活动轨迹，可能只是及时性和详细性存在区别。应该说，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有很大的进步。

不过，如果要做到疫情警示信息，更便于被辖区内的人员所获得，移动定位技术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当地卫健部门可以和电信运营商合作，当公民在社区或外出办事时，可以收到手机运营商发来的所在社区或所经过社区的疫情警示信息，就如同我们在通过省界时会收到所在省份的问候信息一样。

疫情警示信息应该包括附近的感染情况、周边定点医院和发热门诊信息等。这样，通过电信对疫情警示信息的主动推送，可以让所在或路过的人员加强防范。毕竟，充分的信息能够更好地消除或减缓居民恐惧。

联动大数据分析模型与保障组，有利于医疗资源动态配置

新京报：您认为本次疫情对医疗资源动态配置方面有何启示？

邓矜婷：此次疫情防控期间，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利用大数据可以帮助精准防疫、汇总人口流动情况、分析感染患者和密切接触者轨迹、合理配置医疗资源。

同时，为政府防控部门确定重点疫区提供支持，优先保障重点疫区的医疗物资供应和医务人员力量，实现最佳调配方案。

需要注意的是，在我们利用大数据的同时，应当重视个人信息保护。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利用大数据支撑联防联控工作的通知》，以规范利用包括个人信息在内的大数据在防疫工作中的应用。

《通知》明确指出，不能将为疫情防控收集的个人信息用于其他用途，未经同意不得公开姓名、年龄、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

因此，在大数据使用过程中，应当尽可能经过脱敏处理，注意保护个人信息不被泄露。只有依法依规利用大数据，才能既帮助防疫期间医疗资源的妥善配置，又防止因个人敏感信息公开而影响被公开人员的正常生活。

杨东：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鼓励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更好发挥支撑作用的重要指示。

我认为，区块链技术应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相结合，搭配解决疫情管理中的医疗资源配置管理、医疗数据共享、多方信任协作、安全保障等问题。如此，物资配送清晰，全社会共同监督，不仅可有效提高医疗资源配置效率，同时也让危急时刻的资源调配更加公开透明。

左美云：总体而言，本次疫情的医疗资源配置是“救火式”的，不断在增加支援资源，不断在优化资源配置。

各地的捐赠活动也从侧面说明了这一点，其中也一度出现物资派发不及时和管理混乱现象。当然，由于国家和地方处置得当，资源紧张的局势很快便得到缓解。

因此，在社会治理能力方面，大数据和新兴的信息技术应该发挥更大作用。在大数据基础上，建立疾病传染模型、四类人员预测模型、资源需求模型、资源分配模型、配送路径优化等模型，并在使用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动态持续优化模型。

更重要的是，这次疫情给我们一个启示，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应由指挥部成立基于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数据分析保障组，以确保医疗资源的动态配置。

将公共健康服务纳入智慧城市建设，发挥技术应用最大价值

新京报：您认为怎样实现主动疾控干预，请问有哪些建议或意见？

杨东：我认为，在主动干预方面，需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健全科学研究、疾病控制、临床治疗的有效协同机制”，特别是有针对性地建立一套主动疾控干预机制。

具体而言，即借助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利用“预言机”“分布式账簿”“零知识证明”等机制，化解重大突发事件中信息分享与隐私保护困局。

同时，在预警型智能合约和保障型智能合约的基础上，搭配相应的“吹哨人保护”制度，搭建政府、企业、社会机构的信息交流机制与管理平台。

更重要的是，将区块链和制度有机结合起来，为此我提出作为一种激励机制的“共票制度”，可以通过“共票”机制实现对于主动上报、主动干预的有效激励，进而探索新一代主动疾控预警预测体系。

赵忠：这次疫情暴发和流行，充分凸显了公共健康的重要性，应该把公共卫生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方面。

第一、改变个人卫生习惯。结合智慧城市建设，改变和重塑个人在卫生健康方面的行为，例如强化不随地吐痰的行为、养成感冒发热戴口罩的习惯、推行聚餐时使用公筷、流感季节接种疫苗等。

第二、建立面向公众的传染病预警机制。充分认识到个人和家庭在传染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建立面向公众的传染病预警机制。科学及时地引导居民做好传染病的防控。

第三、发挥个人、组织与政府在传染病防控中的协同作用。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将公共健康服务与城市居民有机联系起来；确保公共健康服务的相关信息在政府、社区、医疗部门、疾控部门和个人之间流通，协调各方面的行动和防控措施。

第四、强调不同城市和区域的协调。现代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人群和物流，同时传染病暴发时，各个城市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要建立各城市公共健康服务信息的共享机制。

最后，应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信息手段，结合公共健康方面的专业知识，避免一刀切，精准识别不同人群和物流的风险等级，制定传染病暴发时既能有效防控疫情，也可以使人流、物流有序流通的方案。

左美云：总的来看，疫情保卫战正在逐渐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各地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这次疫情结束后，我们国家和人民都应该进行一次反思。

国家的信息报送机制和数据预警机制需要反思和优化，公民的健康素养和信息素养需要检讨和提升。现有的智慧城市应用如智慧交通、智慧医疗和电子政务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需要重新加以检视和剖析。

疫情至今，各种媒体涌现出了很多好的做法和案例，我们应该加以归纳，并制作专门的平台进行推广。比如，分级诊疗改革已经提了多年，能否以这次疫情为契机，将社区筛查和分级分类医治的经验在全国推广？

还有，这次全国人民对口罩都有了深刻印象，能否疫情结束后，要求全国呼吸科大夫在给感冒发热病人开药时，口罩作为一个必备用品一起开列，并要求这类病人必须佩戴口罩，减少对其他人的感染？

这既是公民文明程度的提升，也是公民健康素养的提升。我们希望未来智慧医疗的建设把这些经验、教训及后续的反思考虑进去。我们付出了代价，也应该从代价中学到有用的东西。

王霄（新京报智慧城市研究院研究员）

编辑：李碧莹 校对：危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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